
藝術的互為引用在當代電影創作中經常可見,然而,影響高達電影最主要的兩個系統:文學與繪畫,卻在其高度智性的運用下,產生了更積極的意義;《輕蔑》所體現的是來自荷馬、《奧德賽》、古希臘藝術如何反映創作與婚姻的危機,而《激情》則透過再現眾多古典浪漫主義的名畫,與藝術創作、資本主義作一辯證。


第三場戲,波爾到電影城與美國製片傑瑞會面,因為語言不通,他們必須透過翻譯弗西斯卡(Giorgia Moll飾)才能溝通。不過弗西斯卡將英文翻成法文/義大利文/德文時是「誤翻」的,翻譯後可能和原意相近,也可能是完全曲解的如:「直到昨天我才成為這裡的國王」譯為「他拍了許多好電影」或「這裡有一些你所不知道的精彩事物」譯為「他發現聯合演出很適合你的劇本」另外,製片傑瑞也以相當劇場式的表演出場,並以奇特構圖:傑瑞在舞台上,而波爾和弗西斯卡則處在銀幕下緣,暗示著來自資本家的龐大勢力正是自主創作的危機之一。在此,高達以「誤翻」強調語言溝通的弔詭性,或許也同時質疑了跨國投資的電影製作,溝通只是一種願景,一種上對下的權力關係才是電影產製的真正運作模式。
第四場戲,是傑瑞一行人正前往放映室準備觀看《奧德賽》的毛片,《奧德賽》蘊含著豐富的相互指涉意涵,而當中的典故與雕像,也成為貫穿《輕蔑》的重要象徵。高達特別找了德國自默片時期以降最偉大的導演佛瑞茲朗在《輕蔑》中扮演他自己:一名歷經默片、聲片、彩色片時期的創作者。原型和複製的問題從佛瑞茲朗身上產生辯證,在此處真實身分符合虛構角色(一名導演)然又不完全屬實(佛瑞茲朗在六0年代便停止創作,也從未拍攝過《奧德賽》);而接下來的雕像也帶出了原件/模型間無法區隔的問題。
在看毛片的過程中,高達將角色的觀看與《奧德賽》中的鏡頭作正反切,而一開始的七座雕像也介紹《奧德賽》史詩的主要人物:第一個鏡頭,是《奧德賽》主人翁尤里西斯、接著是保護者密涅瓦,下個鏡頭是波爾的解說,隨後是尤里西斯的死敵:海神尼普頓。在展示完七座雕像之後(最後一座是《奧德賽》的作者荷馬),我們看到了真人扮演的部分:一裸身女子在海中游泳的畫面,她是尤里西斯的妻子佩涅羅泊,鏡頭切到傑瑞大喜的表情,表示非常喜愛這個鏡頭,毛片最後結束在一組在攝影棚拍攝的鏡頭:站在紅色背景前的尤里西斯射箭,箭穿越站在黃背景前微笑的佩涅羅泊,最後是藍色背景,尤里西斯的箭射進了自己的喉嚨。

走出試片室後,卡彌到電影城找波爾,而傑瑞也開著他的紅色跑車到電影城外,波爾以「不拒絕」的方式強迫卡彌坐上傑瑞的車;此時電影城外頭所貼的海報是高達62年的電影《賴活》(Vivre sa vie)安娜卡麗娜(Anna Karina)所飾演的Nana阻街一幕,《賴活》以電影的十二幕劇表現Nana為愛奉獻,最後死亡的短暫人生,在此也預示了卡彌最終步向死亡的命運。順帶一提,牆上所貼的海報都是六0年代初期的電影,如霍克斯的冒險電影《哈特利》(Hatari,1962)、羅賽里尼《被俘的下士》(Vanina Vanini,1961)、希區考克《驚魂記》(Psycho,1960)等等。
當卡彌坐上傑瑞的車離開後,《輕蔑》的主旋律響起,波爾則在後面跑著,路上遇弗西斯卡問「他們要開到哪去?」此時,高達突然地插入一個非敘事內的鏡頭:尼普頓海神,這是剛才在放映室中《奧德賽》的鏡頭,在此應是種「標記」作用-從此處開始,接下來的影段進入了一種以鏡頭作為象徵及高度辯證的結構。

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 1930.12.3 - )在電影創作(自古典好萊塢、當代藝術電影以降)與理論思維中開拓了另一疆界,對其創作理念,他野心勃勃地昭然若揭,並以驚人的創作產量作相互辨證,至今,他仍持續創作,邁入兩千年後一個還沒被定義的「xx時期」,高達曾在八五年與Alain Bergala合編他的自選集《高達論高達》(Godard on Godard)一書中,將自己的電影創作生涯區分為「筆記年代」(50-59年)、「卡麗娜年代」(60-67年)、「毛派年代」(68-74年)、「錄影年代」(75-80年)、「八0年代」(80-89年)、「電影史時期」(89-98年),然而在少數可被觀看的高達作品,又因擅長玩語文遊戲的高達增加了字幕翻譯上的困難,或是直接以字卡、在電影背景進行書寫作一指涉,另外再加上高達電影中對法國文化、政經問題、意識形態上的批判,更造成了非法裔觀眾的認知差距,以上讓一嚴謹作者研究的出現,顯得困難重重,Colin MacCabe、Laura Mulvey及Mick Eaton嘗試從幾個主題著手:金錢、政治、女人與性、科技及電視,但所探討的作品僅止於八0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