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成為女人時》(The Day I Became a Woman) 劇照
在地類型-兒童電影
「兒童電影」或許是論及當代伊朗電影時，一個顯而易見的在地類型，為何有如此大量且高質地的兒童電影？應可歸因於伊朗當局對兒童的關注，以及「伊朗青年資質發展協會」對兒童發展的不遺餘力，資金與設備資源供給，替兒童電影的發展打下基礎。
「伊朗青少年資質發展協會」(Institute for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 Young Adults;簡稱IIDCYA)成立於1961年，總部設於德黑蘭，有519個圖書館與文化中心遍及全國，以及超過2000位的輔導教師協助落實這個機構的目標。這個機構負責專為兒童「for children」以及促進成人對於有關兒童「about children」世界的特質之認識，舉辦相關的活動、展覽節慶，並負責投資與製造與此一目標有關文化產品；包括書籍、有聲唱帶、電影及玩具等等。
當隸屬此一機構的電影部成立後，負責紀錄片、動畫片、故事片三個範疇的企畫製作，許多傑出的導演都這部門的資助下，有了起步並且成長。包括：阿巴斯、馬基麥吉迪等人。其中，阿巴斯的首部電影《麵包和小巷》就源為此機構的企劃，阿巴斯曾言：「早期我對拍攝兒童電影沒興趣，由於受雇於IIDCYA，在他們的要求下去拍攝兒童電影，一拍之下才知道兒童的魅力，並瞭解到他們的觀點比成人有趣許多…」
IDCYA所製作的兒童電影，在國際影壇上成績燦然奪目，著名作品有阿巴斯《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長流》、素有「兒童導演」之稱的馬基麥吉迪《天堂的孩子》、《天堂的顏色》、《父親》，以及賈法潘納西的《白氣球》與《誰能帶我回家》，伊朗的兒童電影遠離政治，不再背負道德教化的任務，大多是以貼近兒童的心態，以兒童之眼去窺看大人的世界，表現出兒童的孤苦無援如《天堂的孩子》，或是像《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及《誰能帶我回家》，透過小孩對於人與物的追尋，藉此反諷成人世界的冷漠。
這批電影大多採用極簡單的故事，平凡瑣碎，甚至是將生活中容易忽略的部分加以探討，大部分用一種幾乎是紀錄片的方式進行拍攝，卻能夠從最平凡的事件中挖掘出人類最深切的情感，如《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因為不小心誤拿了朋友的作業簿，擔心朋友因為沒有作業簿無法寫作業，而被老師處罰，於是展開一趟旅程，極為平常簡單的「還作業簿」，對小朋友而言，卻是一趟遙遠且艱辛的路程。在尋找的過程中，阿巴斯展示了伊朗獨特的自然景觀和人情世態，映入眼簾的是破舊的村落、麻木冷漠的村民，大人們對於孩子的焦慮漠不關心；老人們坐在村的牆角悠閒地曬著太陽，打發生命中所剩無幾的時光。雖然最後還是找不著朋友的家，只好用「作弊」的方式替朋友寫了作業，整部影片在表現兒童孤立之餘，也充滿了童趣與來自大地的泥土氣息。
另一部兒童電影《水缸》，主要描述了在沙漠地帶的一群師生，因為一個水缸破損，帶來生活的不便，藉著呈現孩子們的單純心理，來諷刺大人世界的自私與複雜。水缸破了一個洞，理應請人來修補即是，但當中一位同學的父親，卻因為生活的壓力，卻不願抽空來修補水缸，甚至粗暴地用石頭丟向小孩，要這群殷殷期盼的小朋友打消念頭，孩子們的老師只好自立救濟，想辦法要同學們帶著泥沙跟蛋黃，親自修理水缸，但卻被其他家長們閒話，認為是老師自己要將雞蛋纳為己有，因為一個水缸破損而引發一連串的事件，卻也帶出大環境的冷漠及不信任，導演用緩慢的鏡頭移動以及精準的場面調度，讓這群孩子的單純及焦慮，在炎夏沙漠的艷陽下，更加令人不捨。
賈法潘納西(Jafar Panahi)曾經是《橄欖樹下的情人》的助導，也以兒童電影起家，其作《白氣球》描述一個好不容易向母親討了錢買一隻會跳舞的金魚來當自己的新年禮物的小女孩，卻不小心將錢掉到了水溝蓋下，於是她和哥哥想盡辦法要拾回那張紙鈔……。這仍是一個繞著孩童的執念來發展的故事，仍是仿紀錄片手法與非職業演員，不過賈法更留意戲劇性一些，也對成人世界的奸險更憤怒一些。
緊接著的1997年的《誰能帶我回家》（The Mirror），也展現了一段片裡片外，現實與虛構交織的本事，一個小女孩在放學後因為等不到媽媽，決定自己找路回家，而這回家的路可不是山村的優美風景，而是在都市叢林中車來人往的驚險歷程，當中插入了一段有趣的「意外」，小女孩演員突然憤怒地卸下手上的石膏繃帶，「拒絕演出」，急忙往回家的路上奔去….這類打破虛擬戲劇與真實生活界線的影片，似乎也是近代伊朗電影創作的一個特殊表現手法。
女性的命運
伊朗女性在宗教信仰與男性權威的挾制下，可說是極其艱辛、忍辱負重的生活著，伊朗電影也把鏡頭切換到這些處於社會陰影的弱勢族群的生活中，探討伊朗文化對女性的特殊規範，這類作品有《當我成為女人時》、《生命的圓圈》、《蘋果》等等。
由瑪茲耶(Marziyeh Meshkini)導演的《當我成為女人時》(The Day I Became a Woman另譯《女人三部曲》)以三個短片講述三個女人的故事，但也是實際上一個女人一生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小女孩哈瓦九歲生日那天一早起床，母親與外婆把她叫到一邊鄭重其事地說：「從今以後，你就是一個女人了，以後再也不能跟外面那些男孩子一起玩了」。懵懵懂懂的哈瓦還不明白作為一個女人意味著什麼，但她恍惚知道自己的生活即將徹底改變，自己那一頭黑髮即將要被黑紗遮蓋住了…當得知自己是出於於正午時分，距離她成為女人之前，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外婆無奈地交給哈瓦一個小木棍，告訴她木棍的陰影消失時，正午就到了。於是哈瓦在屋外的沙灘上，伴著影子一點點消逝的小木棍，開心地玩著帆船，享受著自己一生中作為女孩子的最後一小時。
第二個故事則是一個伊朗婦女阿胡參加自行車比賽的故事，當她以堅定、自信的神情，騎著腳踏車自由地奔馳時，她的丈夫卻騎著馬從遠處追趕，要求她退出比賽，因為這有傷風化，當妻子拒絕後，他居然以離婚要脅，阿胡仍堅持自己所要的，最後她雖然贏得了自己的權力，但卻同時失去了丈夫、家庭和親人，被家庭所放逐。即使是悽涼的收場，但仍表現出導演對伊朗婦女的獨立與解放，寄予了一線希望和信心。
第三個故事則發生在老婦人胡拉的身上，年邁的胡拉從遠方來到大城市的購物中心，雇了一大幫當地的腳伕進行瘋狂採購，一股腦買下了所有自己在年輕時曾經夢想過但沒有得到的東西，腳伕將它們搬到海灘上，等著裝船運走，她要買的每一件東西都提前在手上打了結，但最後一個結卻沒解開，因為她再怎麼回想也記不起買了什麼……其實永遠得不到的，是那段曾經被束縛、永遠也買不回來的青春。最後胡拉伴著這些豪華家具，物新人老，對著深不可測的大海，一種悽愴的況味從海的彼端瀰漫過來。
三個故事就在此時交會起來，分別發生在三個女人身上、互不相干的故事隱約變成了對所有伊朗婦女一生的一種概括。童年時，匆匆地失去了自由和獨立；青年時，為了追求生命而付出沉重的代價；終老時，在得到屬於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後，卻已不知如何去面對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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