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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圓圈》(The circle) 劇照
瑪耶茲對於伊朗婦女的感同身受，讓《當我成為女人時》成為一部刻畫細膩、批判十足的女性電影，然而另外一位男性導演賈法潘納西，在女性議題上的關注也不遺餘力，最具代表性的即是他的第三部作品《生命的圓圈》(The circle)。
賈法潘納西的前兩部作品《白氣球》跟《誰能帶我回家》，皆是以兒童為主題，導演談及《生命的圓圈》曾如此說：「在拍攝《白氣球》和《誰能帶我回家》時，我不禁有個疑問，這兩個小女孩那麼努力地想表現出自己的個性，當她們長大之後，是否還能保有這份本質呢？事實上我們知道，這個社會將她們擺進了一個生命的園圈中，當她們想超越這個循環，就必須付出代價。」
除了寫實地呈現女性在伊朗社會中所遭受的不平等與壓抑，《生命的圓圈》最令人驚艷之處，應是在劇本結構的安排巧思，本片以類似「輪舞」的形式，段落卻又互相關聯地呈現七個女子的生命困境，「圓圈」指的除了是導演所謂的生命循環，也可是故事的首尾呼應，更可以是風格的相互映照(如影片前後框緊的鐵窗構圖)，《生命的圓圈》藉著描述一群女囚的一日逃獄，對整個壓制女性的伊朗文化提出嚴厲批判。
影片一開始，便是一個設計別緻的「伏筆」，蘇瑪葛拉米在醫院產下女嬰，而她的母親卻擔心女兒夫家一定不會讓生下女嬰的女兒好過，母親不敢面對親家，惶恐地離去，因為她實在不敢想女兒將會遭遇到什麼命運。
緊接著，是三個逃獄的女囚正緊張地躲著警察打電話，然而瑪依蒂卻先被警察帶走了，阿祖茲和拉格絲只好四處找過去的獄友投靠，大部分人都沒有對她們伸出援手，甚至還對她們怒罵、要她們滾回監獄，於是阿祖茲出賣了自己的身體換取逃亡的車費(這一段影片並未交代，但可從影片微微透露的訊息猜出一二)，讓拉格絲好回鄉與男友成親，但拉格絲在上車前卻遇見警察臨檢，於是她倉皇離去，準備去投靠另一位獄友芭莉。
還未見到芭利，拉格絲便被芭利父親惡狠狠地辱罵，狼狽地逃走了，接著則是芭莉的兄弟回家，對芭莉毒打一頓，於是芭莉也愴然逃家，帶著四個月的身孕到了醫院找同是獄友的護士好友，尋求墮胎的協助，然而護士卻因為不想讓他人知道自己曾入獄的過去，拒絕幫芭莉墮胎。於是芭利只好又回到街頭繼續流浪，直到她遇見一名拋棄女兒的婦女。
這名婦女因為拋棄女兒，陷入情緒的極度不穩定，於是她茫然地坐上了釣魚 (準備抓流鶯)便衣警察的車，她苦苦解釋並哀求警察不要抓走她，但警察卻置之不理，最後她趁亂逃走，而影片最後，一名阻街女郎被帶回了監獄。當阻街女郎進入牢房後，觀眾發現瑪依蒂、阿祖茲、格拉絲與芭莉都被抓回了，甚至生產不久的蘇瑪葛拉米也入了獄。
在這部影片中明顯點出了伊朗社會的陋習，原來獨自一人的女性，若無男人相伴 (除了女學生)，是任何地方都去不了的；公部門如拘留所、醫院對於弱勢女性毫不憐憫，然而連至親也對這些女囚惡言相向，這群女囚一段段地重複了自己身為女性的宿命悲哀，甚至是影片開始那位產下女嬰的婦人，也被夫家控告而入獄。對女性的歧視與壓制，不平等的非人待遇，都讓人對伊朗女性的悽涼一生唏噓不已。
《生命的圓圈》把鏡頭對準伊朗女性這個弱勢族群，呈現了她們在宗教、道德、政治重重禁忌下的掙扎與逃避，揭示女性在現實中無處逃遁的生存處境。她們追求生命、渴望自由，但世俗法則卻猶如沉重枷鎖牢牢地束縛她們，她們不得不沉陷在污濁的塵世，重複著悲劇的輪迴。
大部分的伊朗電影以紀實的方式反映生活，而作品中對於兒童的特別關注，可說是伊朗電影的反璞歸真；除了反映現實之餘，某些作品更有力針砭了伊朗社會的不公不義，以及長久以來對女性的歧視眼光。伊朗電影，似乎就以長鏡頭風格的寫實，持續對當地民情作考察關注，在國際影壇上常見的伊朗電影，就其題材風格而言，幾乎都可說是「阿巴斯的徒子徒孫」。
曾經好奇，究竟伊朗當地會不會有「伊朗的大衛林區」或是「伊朗的杜琪峰」？還未找到相關的資料影像，不過翻出老輩導演馬克馬巴夫的作品，《男演員》、《伊朗電影紀事》又有別於傳統寫實風格，多了點狂想與幽默。由於影片難尋且缺乏文字介紹評論，於是我們對伊朗電影的想像，仍是屬於兒童、女性、寫實、阿巴斯，歸為「第四代」的庫德族導演巴曼戈巴弟(Bahman Ghobadi)，(作品《醉馬時刻》、《烏龜也會飛》、《半月交響曲》)，其創作越趨近魔幻想像，相信是近期可持續關注的影壇新銳。
延伸閱讀
東方電影-伊朗電影 / 黃獻文
伊朗電影的兒童革命 / 鄭立明 2003/4/14
賈法潘納希-訪談論
聞天祥影評
《生命的圓圈》
《半月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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