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Grierson  約翰葛里遜  (1898-1972)
        上週的紀錄片研究,是
John Grierson導演專題,因為最近事情頗多,遲了一星期才寫下這篇小記。一定要記下的原因是:在看完介紹影片後,真的非常敬佩他。不論是電影圈還是其他行業,總是要有這般有遠見,又甘願犧牲奉獻的人,才能成就大事…….好,那約翰.葛里遜究竟是誰?

        約翰
.葛里遜乃是英語系國家的紀錄片運動之父。他向西方觀眾引介重要的蘇聯導演,如艾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等等,同時將蘇聯宣傳紀錄片的觀念加以發展並融入英國紀錄片中,就這兩方面而言,葛里遜是最有貢獻的一人。

          眾所熟知的英國紀錄片運動(British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開始於1927年,當時,英國政府設立了帝國商品行銷局(簡稱EMB),這是個在大英國協諸國之間推展貿易與經濟合作的組織,英國紀錄片運動便是在EMB底下的電影組中開始,其後並在另一個官方機構大英郵政總局(簡稱GPO)之下的電影組延續下去。到了1939年,英國紀錄片運動已經可以影響到英國的文化面貌及政治局面,因而也達到了它發展上的高峰,當時英國國內各類製片組織,不論是EMBGPO的電影組或營利的、各機關所屬的、或個人的組織已製作出超過三百部以上的影片,而這些影片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都歸功於葛里遜的領導。

 
        塑造葛里遜的政治及美學思想的其實有各種不同人物,其中,葛里遜在佛萊赫堤《北方的南奴克》與艾森斯坦的《波坦金戰艦》兩部片子中看到電影形式上一種新的可能。雖然葛里遜與佛萊赫堤素有交誼,但他並不全然同意佛萊赫堤的個人式電影製作方法,他認為佛萊赫堤是個天真的自然主義者,對觀察太過專注,以致於對於社會的敘述不以為意,佛萊赫堤的溫和以及對社會變遷的冷漠,正使得葛里遜輕視佛萊赫堤;相反地,葛里遜相當景仰艾森斯坦的《波坦金戰艦》,而且也同意艾氏視電影的目的為一個強大的社會力量,他並以無可比擬的口吻稱這部電影為一部「光芒四射的新聞片」(glorified newsreel )

 
        葛里遜以傳教士的熱忱與精力全力說服他人:電影應該用來促進社會的進步。他發現在他影片中的戲劇性不是在戰場,而是平常老百姓的家門前,他的影片所涉及的題材是所有政治黨派都會贊成的,包括:經濟上的復甦、足夠的住屋、良好的營養、傳播與教育的改進、更清潔的空氣及較佳的工作條件等;他也首創了紀錄片(documentary)一詞(在1926年觀賞佛萊赫堤的《摩亞那》時首度使用此詞),並將其定義為:紀錄片,是對真實狀況的一種創意性處理。

        葛里遜一生中負責過上千部影片的製作,且非常密切地參與了其中五十部片子,但稱得上他親自導演過的片子僅有《漂網漁船》一部。《漂網漁船》是一部攝影優美、簡單而節奏分明的紀錄片。它建立起兩項主題,也成為其後很多英國影片的特徵:努力工作的尊嚴,以及工人的個別價值。它是一個真人實事的戲劇涉入英國經濟的基本部分。當佛萊赫堤展示了《北方的南奴克》及《摩亞那》兩部片子,它證明了「視野」(vision)將可使每日生活一直存在的素材,轉變成有趣、高品質並戲劇性十足的電影。對葛里遜而言,《漂網漁船》的意義不僅是向佛萊赫堤致敬,更是結合自然傳統與現代工業的各種效果。


        憑著《漂網漁船》一片的出現,英國「終於有一部紀實影片可以與舊式圖解演說式的電影全然決裂」,這部片子不僅在報上深獲好評,也受到觀眾的喜愛。因此
EMB為了製作更多更好的紀錄片而擴張,「它不應只在一個導演、一個地點及一次只做一部片子的基礎上,相反地,它應有半打導演及更多題材排隊等著拍」。


葛里遜說:

    紀錄片的理念,終究來說,就是把我們時代發生的事,以各種可以激發想像力的方式,並比原貌更豐富一些的觀察搬上銀幕;一方面它的視野雖是新聞式的,但它也可以提升到詩與戲劇的層次。換言之,在清楚的陳述事實中,美學的品質自可因運而生。

        EMB因經濟大恐慌的關係,紀錄片的拍攝因而停頓下來。30年代後的拍攝計畫則由GPO支持執行,當歐洲及美國的非劇情片同時發展時,似乎有朝一日葛里遜及佛萊赫堤將有可能共同合作,然而他們倆互有衝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雖然這兩位先驅在人格上有類似之處,但他們對彼此的電影製作方式卻不全然接受。《工業化的英國》便是這個不和諧的合作結果,這部片子也反映出葛里遜的貢獻超過了佛萊赫堤。 
    

        毫無疑問地,從1928-1937年間,約翰.葛里遜的帶領乃是影響英國紀錄片發展最最重要的力量,他對公共福祉宣傳片的堅持,對影片各種實驗的支持,及對上百部重要紀錄片啟發式的指導,都使得紀錄片運動在相對比較短的時間內,就達到一個成熟的高峰。

         《夜郵》代表了葛里遜及30年代中期英國紀錄片學派的巔峰之作,因為本片成功地以電影化的實驗融合了社會性的目的,反映出一個生氣勃勃並不斷運轉的世界。這部紀錄片製作人員的任務,正像葛里遜曾說過的,去完成一個「對真實的創造性處理」,儘管這個創造性的處理變的越來越專業且複雜,葛里遜對紀錄片的概念仍保持一貫的真誠,那就是紀錄片必須有教化的目的,不僅是娛樂而已。紀錄片應有義務去啟迪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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